中国经济是不可避免的加热过度还是一种新的模

2019-10-08 15:18栏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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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呈现出以调控国内均衡为主的特点。但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调控模式将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本文在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关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各种理论之后,提出了中国应该选择“内外兼重,双重平衡”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观点,同时认为在具体模式构建上,应积极发挥人民币浮动汇率稳定国际收支的作用,同时重点采用浮动汇率条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较优势的货币政策实现国内均衡,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遵循WTO的有关规则,强化政府在供给政策中的作用,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

  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和计算机通信以及网络技术的强力推动下,各国市场进一步融合,国际竞争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格局重新调整。其次,从国内情况看,总供求关系出现了根本性转变,经济开始由短缺走向相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选择将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市场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措施,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扩大沿海地区开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据《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显示,20年里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2656亿美元,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据专家估计,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对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5%,照此推算,外资投入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在6%左右。显然,国际间要素流动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生产率。据有关统计表明,90年代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通过扩大投资和提高要素生产率,对GDP平均增长10.7%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构成上都有很大变化。在收支规模上,1979—2000年累计进出口总额约为3万亿美元,是建国以后前29年的15倍多。我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随着国际收支规模的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总水平不断上升,2000年底达1513亿美元。近20年来,除进出口和侨汇两个传统项目以外,其它如旅游、运输、服务承包和资本项目收支急剧增长,其中资本项目收支增长尤其明显。

  随着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断加深,涉外经济活动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为例,1988年为25.6%,2000年则上升到约40%。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了飞速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始于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国家采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加以辅助和引导,这种调控区别于以往的计划手段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其经济运行机制与国际市场逐步接轨,对外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面对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经济,中国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侧重于对国内均衡的追求,显然这是由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以及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所决定的,并且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也确实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现的市场震荡和1989年供给缺口的拉大导致了1989—1991年的经济急速滑坡。1991年经济步入低谷并缓慢回升,1992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势头特别猛烈,但1994年发生了中国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1.7%,消费价格上涨了24.1%。1993年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开始提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口号,实施了抑制经济过热的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有效地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使整个国民经济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长的势头。9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虽然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增长的速度却有所放慢,目前维持在7%左右,同时国内有效需求逐渐转向不足,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状态,物价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现今,但已开始表现出反弹的迹象。1988年和1989年高达20%以上的高通货膨胀率,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抢购风潮,针对该种状况,中央政府于1989年下半年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在全面紧缩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又大力紧缩信贷。在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实现经济“硬性着陆”,这使得经济由“过热”陷入“过冷”之中。1992年以后,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期,但同时又引发了“过热”问题,针对这一次的投资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国务院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并不是全面的紧缩。此次财政紧缩不是针对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紧缩,而只针对引发投资冲动的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的紧缩,货币政策并非全面的信贷紧缩,而只是针对乱集资,乱拆借的信贷紧缩,正常的生产和建设的资金供给没有受到影响,有效地实现了宏观经济的“软着陆”。97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对此国务院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进国内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物价的回升,目前已经显现出积极的效果。

  在国内宏观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却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不均衡状态。国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出口与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引发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年年递增。同时,虽然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顺差的不均衡状态,但是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因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呈现出贬值的状况而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事实证明顺差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有利的。人民币的汇率之所以表现出上述特点,这是由中国国内市场体系与国际市场体系接轨所产生的效应决定的,以往人民币一直处于名义汇率高估状况,人民币汇率体系在1996年被改革为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银行结售汇制,加速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进程,一直高估的名义汇率不断贬值向实际汇率接轨,使得中国的对外经济一直处于有利的顺差状态,同时顺差并没有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外经济呈现出顺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必要急于改变这种状态,而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经济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之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明显地表现出侧重于对国内经济周期的调控之上,并且这一策略的选择有效地平抑了国内的经济周期,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与外部经济的联系对该国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在经济全球化为该国经济提供了许多封闭条件下不具备的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对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冲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调控不但要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而且要确定经济开放的合理的程度,这样就必然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协调上的矛盾。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原先只侧重于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均衡问题的宏观调控模式必然受到开放经济下经济运行方式的冲击,带来内外均衡的冲突,如经济条件的变化,国际间经济波动的传递,国际游资的投机性冲击等,都可以产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

  首先,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币汇率的市场调节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接轨,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必然造成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升值对于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的出口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出口波动还会影响到国内有效需求,可能进一步加剧目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状况。虽然顺差增加了国际储备的数量,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放大而导致国内信贷量的扩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但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顺差必然恶化国内的经济状况,所以政府必须要在顺差和汇率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政策调节。

  其次,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经济继续减速,2001年美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为0%。市场信心不足,投资和消费不振。日本经济,欧元区经济,我国的周边国家和亚洲地区经济受美国经济大幅滑坡的影响,都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的迹象。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调低了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低于IMF原先预计的3.5%。联合国则预测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4%降为2001年的2.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贸易额的增长速度将从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造成我国出口的巨大压力,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其需求紧缩势必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同时亚洲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也非常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视。如果出现逆差的话,采用紧缩需求的方式进行逆差的调节必然加剧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由于中国近年来一直处于顺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对逆差调节的政策经验,因而对国际收支逆差的调节将是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确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条件下,家庭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强,他们更能准确地对事物做出判断和预测。因而,经济全球化下信息技术的扩散,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模式发生了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不致于使得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成为完全理性,但预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递进必然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因微观经济主体的反应而完全归于无效。另外在出现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预期的自我持续可能酿成国际储备大量流失,资本严重外逃的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中,市场投机者的贬值预期因名义利率机制的作用表现出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成本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放弃对外汇市场与汇率的干预而爆发货币危机。从这一投机者与政府的动态博奕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预期模式对政府干预政策的冲击与影响。因而在以上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受预期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第四:中国即将加入WTO,然而WTO的多边规则对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约束。首先,WTO对国际收支的调节存在着约束,一般不允许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等直接管制办法。随意提高关税以限制进口的措施受到约束,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在运用汇率和外汇管制等措施调节国际收支时,也必须要符合WTO的规则。另外WTO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WTO规则的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因而在加入WTO后,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加以改变,以适应这些规则与约束的要求

  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遵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积累而形成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国际竞争已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而中国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不能通过漫长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从要素投入形的增长方式转向重视科技,教育,人力资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长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政府应在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方面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从各个不同层面塑造出研究与开发,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由此可见,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的竞争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具有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面临着对本国经济内在稳定性和合理开放性之间的协调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将是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此时,当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这一措施可能会同时造成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对另一均衡目标的干扰或破坏,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同样也会促使政府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理论研究不断地完善与发展。关于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则”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等理论的出现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开放经济的政策目标包括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闭经济条件下单纯运用对社会总需求进行调控的政策。为避免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尔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响。蒙代尔是以预算作为财政政策的代表,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来论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尔认为由于财政政策在协调国内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而货币政策在协调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当以财政政策调节内部均衡问题,以货币政策来调控外部均衡问题。斯旺以支出转换型政策与支出增减型政策搭配来讨论政府对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斯旺的分析认为政府的支出增减政策可以明显影响国内支出水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的升贬值可以明显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斯旺认为应采用支出增减型政策对付国内均衡问题,而外部均衡的任务则应交给支出转换型的汇率政策。虽然蒙代尔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对实际经济作了相当简化处理的基础之上,但其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作用的。

  实现国际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对外部均衡调控的主要目标。最早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休谟的物价一现金流动机制学说,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分析法是琼罗宾逊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该理论分析认为,当国民收入大于国内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国际收支为逆差。相应,政府对顺差和逆差的调节应着手于对国内吸收水平的调节上,以扩张性的政策调节顺差,以紧缩型的政策调节逆差。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由哈里约翰逊和雅各布弗兰柯在货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收支是一种货币现象,国际收支逆差实际上是一国国内的名义货币供应量超出了名义货币的需求量,因而对逆差的调节主要在于实行紧缩的货币供应政策。货币论的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政府应当紧缩国内信贷。国际收支分析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给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长期性的供给不足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引起的,如经济结构老化,经济结构单一和经济结构落后等。如果国际收支失衡是由经济结构导致的话,那么调节政策的重点就应在改善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供给政策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节国际收支以实现外部均衡时应灵活运用上述各种理论分析具体问题,吸收上述各理论正确的部分,摒弃不合理的成份,灵活地加以综合运用,力争使政府的决策与分析切合现实。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政策效果等与封闭条件下的情况相比均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它是以标准的IS--LM模型为基础,针对开放的小国,假定总需求不足,对国际资金流动采用了流量分析法。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一般都比较有效,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货币政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例,它会带来产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这两者都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恶化从而使本国货币汇率贬值,这就又加强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同时该理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是相对无效的,虽然在不存在国际资金流动时,财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变动会引起汇率的调整,从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财政扩张政策为例,它会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顺差会带来本国货币汇率升水从而削弱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扩张效果。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论证了开放经济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比较优势,对于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该模型还在很多方面被进一步改进,但主要理论结论并没有太大变化。由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浮动汇率制下,一国可以更为主动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标,这一分析结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向理性预期的递进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政府相机诀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会完全被微观经济主体基于理性预期下的行为所抵消,这就构成了宏观经济问题中政府与大众之间的动态不一致。在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中解决动态不一致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建立和保持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政府承诺对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规则,从而以其信誉的存在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由政府与大众之间动态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转向动态一致的合作博奕。关于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誉又具体有委托模式,契约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论。所有的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计出激励机制促使政府有维持其政策信誉的动机。在这些旨在寻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誉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的激励机制的设计之中,对策论的引进起了关键的作用。对策论方法强调预期的关键作用,以及理性预期概念的不完备性。信誉博奕存在着多种可能的情形,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其制定政策必须要从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实践中能够产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话,将会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从而能达到防范货币危机的目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信誉方面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改变的冲击,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模式加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总需求方面进行经济调控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而且还要有效地运用供给政策对开放经济的总供给方面进行调控。关于供给政策的理论重点目前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政策的讨论之上。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国际竞争也主要表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仅应该要做到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应着重于克服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间流动的障碍,因此政府要在宏观上予以调控,建立解决结构性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业制度。如果开放经济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么政府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包括企业创立时的投资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开放经济下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分析目前还重点体现在对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之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参与国的经济存在着深刻的相互依存性,仅仅通过一国的政策搭配还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各参与国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国际协调。特别是在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已受到广泛的重视。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研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学者们设计了很多具有特定规则的国际间政策协调方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宾提出的各国对外汇交易征收交易税的托宾税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汇率目标区方案、麦金农提出的恢复固定汇率制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实现内外均衡的各国协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际间政策协调因各国的主权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碍,而且参与国际政策协调本身也有成本收益问题,这些都影响到了国际间政策协调的实践。

  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往往容易各执一词。尤其是近年来,关于中国宏观经济一直都有冷、热两派观点。

  用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王建的话说就是:“说过热的就肯定要用投资和出口的数据,说防冷的则肯定要用到CPI、企业经济效益、企业投入产出比等数据。”

  微妙的是,在7月29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观察第二次报告会”上,学者们对于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势几乎达成了共识,以致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袁钢明研究员感慨:“我很意外,没想到大家观点会一致。”

  这个共识就是,2005年经济仍会保持9%左右的较快增长,但明、后年的经济增长将趋缓。

  只看数字的话,今年上半年GDP增长9.5%,同比仅低了0.2个百分点。而之所以有“趋缓”的预测,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从国家统计局7月20日发布的上半年统计数据中,注意到一些重要指标的下降趋势,主要有: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3.2%;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了1.3%。CPI的明显下滑不但打消了通货膨胀的担扰,甚至引发了通货紧缩的担忧。

  前5个月货币供应量增速和信贷增速整体明显减缓。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4.6%,增幅同比降低2.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同比增长10.4%,增幅同比降低8.2个百分点。

  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了明显回落。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5.8%,增幅同比减少27.9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56.1%。

  对于上述经济增长趋缓的信号,经济学家们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既说明宏观调控成效明显,也表明经过了2002年-2004年3年的快速上升,目前中国经济进入繁荣后的温和调整期。

  需要指出的是,短期来看,当前虽然出现减速调整的态势,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仍处于扩张阶段,有望保持较长时期的较快速增长。

  先看“龙头”长三角。今年上半年,上海、浙江、江苏的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信贷等5大核心经济指标增长速度,纷纷回落,有的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近十年来,长三角经济首次出现整体增速“滑落”迹象。

  汽车产业、房地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曾经引发了一轮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投资热潮,如今已势头不再。

  汽车消费市场在经历了2002-2003年的井喷式行情后,已经率先在2004年转入平稳增长。今年上半年,汽车产量仅增长7%左右。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加速增长,房地产投资亦明显呈回落态势,上半年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长23.5%,增幅比上年同期减小5.2个百分点,且逐月递减。

  汽车和房地产业的调整,对上游的钢铁、建材等行业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使相关的上游产品价格出现下降。

  商务部日前发布的《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商品供求状况调查报告》表明,今年前5个月,39个工业行业的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19%,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整体呈现加剧的趋势,特别是钢铁、电解铝等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比较严重,出现了价格下跌、库存和应收账款大幅增加的现象。

  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从宏观调控以来一直收紧“钱袋子”的央行开始有所放松。6月之后,货币供应量增速和信贷增速明显加快。6月末M2同比增长15.7%,M1同比增长11.3%。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19.9万亿元,增幅比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表面上看,从长三角到房地产行业的“减速”都与宏观调控直接相关,实质上,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已难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前行。

  从家电、手机到汽车、房地产消费,一轮井喷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整个行业的长期低迷及行业利润的急剧摊薄,对上下游产业都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甚至下滑,这与其说是中国经济的幼稚,不如说是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到末路、新的增长模式尚未确立之际的必然结果。

  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全面启动,客观上迫使长三角经济增长减速。一方面,长三角房地产等产业明显存在泡沫,国际游资有机可乘;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长三角的发展,仍未走出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加大固定资产投入的路子,这种模式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能源、资源压力,难以为继。

  经济学家基本上认为,外延式增长方式不变的话,能源、环境等不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日前,中电联的一份电力供需形势预测显示,今年中国最大电力缺口将出现在三季度,缺口将达到2500万千瓦。能源瓶颈警钟再度响起。

  国际经验早已证明,可持续增长靠的不是投资,而是技术进步。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始终是外延式扩张,症结仍在于政治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过多。科学发展观之所以难落实,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这也使得经济“退烧”后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股市始终欲振乏力,从房地产等过热行业中退出的民间游资,依旧面临投资方向难觅的困境。

  在对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进行分析时,另一个老问题也值得重视。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在一大堆统计数字中间,关于就业情况却未见统计。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惯例”。

  尽管有关部门也对城镇就业情况做过一些统计和研究,但是还没有把就业指标真正纳入到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中,将就业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与其他因素通盘考虑。

  就业指标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中国目前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是与国际接轨的失业率统计。它没有把失业农民统计在内。

  7月20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595万人;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34万人,登记失业率4.2%,与去年底持平。

  至于全社会失业率状况,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今年上半年,某沿海省份的一位省级领导告诉《了望东方周刊》,3年前他对本省真实的失业率水平搞了次抽样调查,全社会失业率指标中,包括了城镇失业人口,失业农民。失业农民为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农民和失地农民。他统计的结果,该发达省份全社会线%。

  根据有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与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增加之间存在反差,值得格外重视。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把中国经济放在世界经济背景中,加以分析和研究。最近的几起“大事件”则说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是双向的问题,世界需要学会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

  人民币小幅升值,以及中国采取更为灵活汇率机制的举措,在国际上获得普遍叫好。这实质上体现了中国政府一贯既坚持主权又努力做到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的立场。但是中海油退出竞购优尼科,则表明西方世界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迎接中国的崛起。

  一家相当国际化的中国公司,完全用市场化的手段,以近乎“冤大头”的价格,收购一家资源主要在美国以外的美国石油公司,而且中介机构全部来自华尔街,结果主要受挫于美国的政治阻力,这不能不说是国际政经界的新事件。

  中国的崛起已经改变全球经济实力格局,已有的经济大国,尤其是美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一事实?从历史上来看,控制和引导新兴世界大国发展方向的企图往往并不成功。西方世界与当年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上半年统计数据来看,外贸出现低进高出的格局,下半年世界经济将有所回落,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仍存在着不确定性,今后的出口增长面临较大的困难。对此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与应对措施。

  展开全部是一场在危机中重新发现和审视自身缺点的一次很好机会。很多产业结构升级的好机会。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和长足进步。基本面好抗风险能力很高。另外有大的宏观调控。经济基本上不会出现两极状态。看看下面在两会上的报告。则更加对祖国更加有信心。 中新社北京三月五日电 五日,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十四个经济数据值得关注:

  ——九千五百亿:全国财政赤字九千五百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地方债券两千亿元;

  ——三千三百一十八亿:今后三年各级政府拟向医改投入八千五百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三千三百一十八亿元;

  ——七千一百六十一亿: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七千一百六十一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千两百零六亿元;

  ——一千四百六十一亿: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一千四百六十一亿元,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六;

  ——两千九百三十亿: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两千九百三十亿元,比上年预计增加四百三十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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